生前等待两年多受理程序未启动  ，死后两个月证实确为职业病，四个单位事后的四种解释。

　　一位已故油漆工的职业病鉴定史

　　程明根死了。死于三个月前，终年45岁。

　　上海瑞金医院的专家，在程明根的诊断病历上写着：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这病整整折磨他3年多的时间。

　　程明根19岁的儿子程超觉得，如果经济上再宽裕一点，父亲或许不会这么快死去。

　　病前，程明根是平湖市一家汽修厂的汽车油漆工。病后，他向当地的医院申请了职业病诊断。

　　程明根希望，通过职业病诊断，能够换回一些经济补助，让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

　　但是，从申请职业病诊断到死亡，共两年多的时间，程明根最终没有看到自己的诊断结果。

　　这个男人，想要的是生存，或者，是一个有道理的死亡。

　　1

　　最后的日子

　　今年8月初，平湖当地医生告诉程妻沈伟青：程明根的时间已经不长了。

　　“他坚持要去杭州做最后的努力，他求生的欲望很强。这么多年，为了看病，家里借了10多万的债务，我就哭着对他说，杭州我们别去了。”

　　出乎意料的是，沈伟青话刚出口，丈夫就像孩子一般哭了起来，“他以前非常好强的，根本不会哭，当时猛地觉得他是那么无助。”

　　咬咬牙，沈伟青和儿子再次转身出门，去借钱，但负债累累的程家，再借钱很难。

　　今年8月7日，沈伟青带着从亲戚那里凑来的3万元，赶到了杭州一家医院。但医生说手术需要的费用约5万，手术结束后，如果病情稳定，每天的费用也要1万多。

　　医生的办公室里，母子俩傻傻地呆着，原本以为凑了3万，就可以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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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默，医生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固了，只能听到程母子俩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母子俩必须有个决定。

　　“实在不行，还是放弃手术吧！手术之后，估计也没有多长时间了。”医生劝道。

　　“医生说手术没有意思了。手术了也没有什么用。万一在手术的时候，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啊？”母子俩不知道该跟躺在急诊室里的程明根怎么说，不敢说钱不够，只能说是医生的意思。

　　“那就拼一下吧，手术成功就活下去，不成功，就算死在手术台上也没有关系。”程明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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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子俩又回到了医生办公室，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半小时候后，母子再一次来到病床前。

　　“他们说如果真的在手术台上，发生意外，尸体是不能回家的，到时候亲戚们都来杭州，哪里有这么多钱招待啊？”沈伟青哭着说。

　　过了好一会，程明根点了点头，闭上眼睛，“好吧，不手术了！我们回家！”

　　这时候，程超看见父亲的眼泪，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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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2点了。沈伟青叫了一辆面包车，从杭州回平湖，800元车费。“太贵了，但是，后来想想，是父亲最后一回了。”

　　汽车里静悄悄的，一路都在疼痛中挣扎的程明根告诉儿子：家里背上十几万的债务，如果职业病诊断结果出来后，那些经济补助用来还债，可以减轻你们的负担。

　　两天后，8月9日下午4点，程明根死去。

　　程明根和他的家人们都不知道，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递交的职业病诊断申请，连受理的程序都没有开始。他的遗言里提到的那笔经济补助，是不存在的财产。

　　在他苦苦等待诊断结果的那些日子里，一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这些申请材料，一直静静地躺在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的某个柜子里。

　　2

　　生前，两年多的等待

　　在妻子沈伟青的眼里，丈夫程明根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非常结实。

　　2003年6月，程明根与平湖市宝德轿车修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湖宝德汽修)签订了《乡镇企业劳动合同书》，合同期到2007年6月30日止，共四年，工种是“汽车油漆工”。

　　根据平湖市卫生监督所事后的调查，程明根在进入公司后，并没有进行过上岗前、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

　　沈伟青告诉记者，从2005年初开始，丈夫的身体开始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瘦了下去。

　　2006年2月13日，程明根在上海瑞金医院确诊，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在上海医生的提醒下，程明根想到了进行职业病诊断。

　　2006年8月23日，程明根在公司同事的陪同下，来到了平湖市卫生监督所咨询职业病诊断的情况。

　　2006年10月16日，程明根在嘉兴市第一医院做了职业健康体检，检查结果为疑似职业病。

　　此后不久，嘉兴市第一医院向平湖市卫生监督所、平湖市宝德汽修发出了关于程明根的《疑似职业病告知书》。

　　2006年12月20日，程明根向嘉兴市第一医院提出了职业病诊断申请。

　　不久，医院就向平湖市宝德汽修发出了《职业病诊断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要求企业在15日之内提交“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

　　同时，这份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也发往了平湖市卫生监督所。

　　从那以后，原本顺利的职业病诊断程序，在此环节戛然而止。

　　后面的两年半时间里，程明根却一直在苦苦等待，“他认为职业病诊断结果出来后，能够得到一些经济补助，就可以去进行骨髓移植了。”沈伟青说。

　　3

　　死后，两个月结果就出来了

　　今年8月10日，程明根死后第二天，一位亲戚找到平湖市卫生监督所和嘉兴市第一医院，才知道程明根生前一直苦苦等待的职业病诊断报告，一直都没有被受理。

　　于是，气愤的亲戚向嘉兴市市长电话反映：职业病诊断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一直没有受理？为什么2年多时间，人都死了，都还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千里之外的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诊断职业病的事件，正成为社会热点。

　　嘉兴市市长电话的交办单，迅速转到了嘉兴市卫生局。

　　嘉兴市卫生局立即组成了调查组，赶赴平湖市卫生监督所、嘉兴市第一医院。

　　今年9月，嘉兴市第一医院正式受理了程明根的职业病诊断申请，由于程明根已经去世，妻子沈伟青成了代理申请人。

　　2009年10月16日，嘉兴市第一医院对程明根的职业病申请作出诊断，结论：职业性慢性重度苯中毒(白血病)。

　　8月程明根的亲戚向嘉兴市市长电话反映，9月嘉兴市第一医院正式受理程明根的职业病诊断申请，10月作出职业病诊断结果，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4

　　医院的说法

　　和卫生局的另一种说法

　　时隔3年，嘉兴市第一医院医务科，曾经接待程明根诊断申请的科长已经退休。

　　现在医院从事职业病诊断工作的蒋医生告诉记者，事后，他从退休的老科长那里得知，当时没有受理程明根的职业病诊断申请，主要原因就是一直无法联系到程明根本人。

　　医院要联系程明根，主要是诊断的专家需要和他本人见个面，更重要的就是要把《职业病诊断受理通知书》交给他，“就相当于程明根在我们医院放了申请材料，受理通知书一直没有发出去。”

　　但医院认为，从程明根递交申请书后，一直没有出现过。

　　程明根在递交申请书时，曾在医院的医务科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蒋医生说，“当时手机联系了很多次，就是无法联系上。”

　　“我丈夫生病之前，一直在使用同一个手机号码，现在他死了，这个手机我还在用”，沈伟青告诉记者，“当时，这是家里唯一的手机，我们正在各地看病，手机不会停机，不然怎么和家里联系呢？”

　　程明根的家属认为，当时程明根一直非常期望得到职业病诊断报告，肯定经常去询问进展。

　　程家一位亲戚质疑，那时候，程明根多次去嘉兴第一医院治疗，程超证实，父亲这几年去嘉兴第一医院看病次数太多了，仅今年去门诊至少有7次左右，“还住院约一个星期”。

　　在嘉兴市卫生局的一份文字材料上，市卫生局的调查结果与医院的说法并不吻合。

　　该份文字材料写着：经调查，2006年12月20日，程明根向嘉兴市第一医院提出了职业病诊断申请，提交了临床病历等资料。在平湖市卫生监督所的要求下，平湖宝德汽修提供了职业史等资料，但该企业迟迟未向嘉兴市第一医院提供职业病诊断所必需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由于资料不全，嘉兴市第一医院一直无法受理申请。

　　5

　　卫监所的说法

　　和汽修公司的说法

　　嘉兴市卫生局这份文字材料上提到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平湖宝德汽修公司究竟有没有交上去？

　　围绕这份报告究竟有没有上交，在嘉兴市卫生局、平湖市宝德汽修公司和平湖市卫生监督所之间，各执一词。

　　公司总经理张照根回忆，2007年2月28日，根据平湖市卫生监督所第三方检测的要求，公司委托嘉兴市卫生学评价中心作出了评价报告。这份评价报告出来三天内，公司员工郭海中就送到了医院。

　　平湖市卫生监督所职业医疗科张科长对记者表示，我们督促企业做出这份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资料后，曾经问过企业负责人，当时被告知已经交到医院去。“我们当时认为，既然报告出来了，肯定会交到医院去。”

　　张科长还对记者表示：最后这份报告究竟有没有送去，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需要知道，根据职业病诊断工作流程，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资料，医院应该报告平湖市卫生监督所，然后卫生监督所依法查处。

　　“嘉兴市第一医院没有给我们发相应的报告，哪怕给我们打个电话，不然，我们也可以继续督促企业送达资料。”

　　嘉兴市卫生局的调查结果，与张照根的说法截然相反，认为，企业迟迟未向医院提供这份资料。

　　本报记者找到了当年医院发给宝德汽修公司的《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在上面也明确看到“用人单位逾期不能提供材料的，将根据申请人的资料进行诊断，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将由用人单位承担。”

　　“就算我的资料没有交上去，医院也可以作出诊断，凭什么说企业资料迟迟不交，导致医院一直无法受理程明根的申请呢？”张照根反问记者。

　　后记

　　本报记者赶赴平湖采访的时候，出乎意外的是，最开始遭到了沈伟青母子的谢绝。

　　因为他们还有担心。

　　他们担心，事情闹大了，会不会得罪一些部门？他们担心，会不会给丈夫生前的工作单位带来影响？……

　　采访时，这对母子一边默默地流泪，一边一次次强调，要求记者在写稿子的时候，尽量把相关部门和企业“写得好点”。

　　采访结束，正在上高三的程超告诉记者：“我现在只有好好学习，然后在外面找个工作，争取把母亲带出去，离开这个地方”，程超的声音很轻很轻，“我知道路还很长，很艰难，但我只有努力……”时报记者 李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