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我特意在接触到的劳工中问他们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的权利被侵犯，不寻求各级工会的支持和帮助呢？他们的回答出奇的一致：工会？不整我们就好了。工会主席不是我们工人的自己人——体现了对劳工自己的组织绝对的不信任。也许我的调查很有限，也很片面，我一直期望有机会在一个地区在有工会组织的企业中对劳工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听听他们对工会的真实感受。如果有这样一个调查，也许会找出目前劳工对工会不信任的根本原因，重建劳工对工会的信心，修复工会的功能。
事实上，劳工权益被侵犯以后，如果不依托自己的组织——工会，是难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即使劳工个体通过自身努力，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以后，也会遭到资方调换岗位、除名、辞退等形式的打击报复，最终不得不终止与资方的劳动关系，生活陷于困顿。所以，很多劳工在维权过程中心存疑虑：1、维权是否能成功？2、维权后，是否会失去工作。在这种疑虑下，更多的劳工选择了忍受资方的侵权行为，累积到无法忍受，在认为无需与资方继续保持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再总爆发维权。但这个时候，劳工又面临仲裁时效、诉讼时效的障碍，其权利很难得到全面的保护。
举一个例子：唐某、陈某、彭某等17人是重庆某国有企业的消防员，他们长年正班24小时，副班8小时的工作，全年工作时间长达3800多小时，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年工作时间2008小时，且国家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也不休息，但企业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从不支付加班费，于是他们提起加班费的仲裁/诉讼。在仲裁/诉讼过程中，企业方面运用各种方式给17人施压，先有10人在企业的压力下，停止了维权；紧接着在企业方面提高工资的引诱下，又有4人退出了诉讼，最后只有唐某、陈某、彭某坚持诉讼。诉讼活动也不顺利，审判人员不承认国家的法律，用自己的认识进行判决。最后陈某、彭某因为单位以不续签劳动合同威胁，也退出了。只有唐某在坚持。这个时候，企业开始采取调动岗位（遭到唐某的依法抵制，没有得逞），降低工资标准的方式对唐某进行威胁，期望他停止维权。然后又以劳动合同到期，不续签劳动合同，终止唐某的劳动关系。尽管唐某也可以自己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由继续留在企业，但他也不想再在企业，于是就同意了终止劳动关系。
唐某离开企业后，企业就开始迫害原来参加维权后来退出的职工，这个时候职工才意识到受骗了。唐某虽然离开了企业，但是他反而摆脱了企业的束缚和威胁的干扰。站在公民的角度，开始不断的举报企业的违法行为。并在最近投诉企业不支付带薪年休假过程中，得到了劳动部门的支持，获得了企业支付的带薪年休假工资。唐某把这个维权成果，告诉了更多的劳动者，并分享自己的维权经验，帮助其他劳工获得了带薪年休假工资。
虽然唐某在维权过程中找过企业的工会，但是企业工会根本不敢站出来为劳工说话。唐某也找到市工会，市工会面对蛮横的违法企业也表示无能为力。
个人认为造成这种维权困境的原因是：每一位劳工没有觉醒，没有勇敢的承担责任，导致工会长期脱离劳工的自我管理，到了需要工会帮助劳工维权的时候，劳工才发现在工会中找不到自己可以信赖依靠的代表（工会主席或工会委员）。这种状况的反复出现，导致劳工失去了对工会的信心，最终放弃对工会的期待，开始自己拿起法律武器维权。但是，没有了可以依靠的工会组织，个体维权显得异常的艰难，孤立无助的感觉不断的困扰劳工，坚持还是放弃，不断的纠结在维权劳工的心理。即使维权成功了，劳工的心理也是一种伤害。尤其在劳工群体维权的情况下，失去可以依靠的工会组织，相当于脱下了防弹背心的战士，非常容易被资方栽赃陷害，如维权劳工代表收取劳工维权费用被指责为“非法集资”，维权群体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投诉被指责为“非正常上访”甚至指责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劳工维权没有了工会组织这个合法依托，维权群体的集会很容易陷入非法集会的境地，维权风险巨大。劳动维权没有了工会组织的统一领导，维权群体内部思想陷入混乱，秩序陷入混乱，难以抵御来自外部的分化瓦解，最终内外交困，导致群体维权彻底失败。